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对地球上的生态系统、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目前，科学研究表明，人类活动，特别是工业化进程中大量产生的温室气体的排放，是导致当前气候变化加剧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气候变化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气候变化给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气候变化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是导致全球大部分地区极端高温和极端低温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此外，极端温度变化还受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气溶胶浓度变化、年代际自然变率等因素影响。
人类活动导致美洲、欧洲和亚洲区域极端强降水增加。全球气温每上升1℃，大气中的水汽含量增加约7%，大气持水能力增强从而导致极端降水增加。除增强的水汽作用，与环流相关的动力过程改变也会影响极端降水，且其自然波动更剧烈。由于极端降水增加的速度整体快于平均降水，导致降水的年内变化增加，从而给区域水资源管理带来挑战。
人类活动可能是导致全球多个区域遭受更加频繁和严重的农业和生态干旱的主要原因，也可能导致全球水文干旱的整体加剧。气候变暖使大气的蒸发潜力增强，从而影响一个地区可获得的净水资源量。
人类活动的影响可能增加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复合事件的发生概率，包括全球热浪和干旱复合事件增多，欧洲南部、欧亚北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地利于野火发生的复合天气事件变得越来越频繁，一些沿海和河口地区的洪涝复合事件增多。
因此，需要在综合研判未来气候变化风险基础上，加强致灾机理研究、气候变化科学研究与影响评估。高度重视极端事件影响，有效提高气候风险防范和抵御能力。
气候变化给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带来哪些影响?
郑大玮(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农业农村部防灾减灾专家指导组顾问)：虽然历史上气候温暖期经济社会相对繁荣，但当前的气候变化却关系到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这是因为地质史和人类历史上的气候变化主要由自然因素引起，具有明显周期性与可逆性，而当前气候变化主要由人类大量排放温室气体所致，变化速度远超过去，有可能超出人类与自然系统的适应能力。虽然气候变暖短期对高寒地区相对有利，但对多数地区仍以不利影响为主。气候变化对重点领域和敏感行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对陆地生态系统而言
虽然升温和二氧化碳浓度升高提升了高寒地区生态系统净初级生产力，但气候暖干化地区森林、草地和湿地生态系统趋于退化。20世纪90年代受气候暖干化与超载放牧影响，北方牧区草地较20世纪60年代初产草量下降1/3至1/2。栖息地环境变化造成生物多样性锐减，气候变暖还加剧了有害生物时空蔓延和入侵。
对海洋与海岸带而言
风暴潮、海水入侵、咸潮、赤潮与绿潮等海洋灾害明显加重，海水酸化、脱氧化和层化严重威胁海洋生物多样性和渔业资源。1993年至2022年我国海平面以4毫米/年速率上升，高于同期全球平均3.4毫米/年。黄河入海口已由过去每年新淤万亩沃土变为淤蚀平衡。极地冰雪如果全部消融，全球海平面将平均上升60米，我国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和珠江三角洲都将被淹没，山东省将仅剩沂蒙和胶东两座孤岛。
对水资源而言
多数亚热带地区降水减少，加上高原高山冰雪过快消融，导致水资源时空分布改变，不确定性增加，而人类活动与生态系统耗水量却随着气候变暖显著增加。我国东北西南部、华北北部到西南的带状区域气候暖干化明显，水资源日益短缺。尤其海河流域1980年以来实测径流量下降四成至七成，成为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最少地区之一。南方大部降水略增，但季节变化加大导致水资源更不稳定。长江中下游冬季和伏旱期间支流经常断航，雨季则水位猛升洪涝严重，2020年特大洪涝和2022年严重伏旱均为历史罕见。
对农业与粮食安全而言
变暖和二氧化碳浓度升高提升了寒冷季节和高寒地区的作物生产潜力，例如粮食曾依赖进口的俄罗斯跃居世界最大小麦出口国。但更多地区因气象灾害频繁、水资源短缺和不稳定、病虫害日益猖獗等使粮食安全风险增大。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近几十年由于极端天气事件，全球平均每年损失约10%谷物产量。全球升温2℃可能引发粮食危机，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将受影响最大。
对人类健康而言
高温热浪频繁，热相关疾病和死亡人数剧增，热带气旋与强对流等极端事件日益威胁人类安全。2023年7月3日至6日为有气象观测以来全球最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使某些农产品营养价值下降。原本只在热带肆虐的登革热因伊蚊北扩已蔓延亚热带多地，近年来在广州和台南频发。
对产业发展而言
除大农业外，生产过程暴露于大气环境的交通、建筑、旅游、能源等产业对气候变化和极端事件也非常敏感。气候变暖还影响消费习惯和多行业市场需求。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和原料高依赖产业所受制约日益明显，而灾害保险业、低碳与可再生能源开发、避暑旅游等获得发展机遇。
对城乡与区域发展而言
下垫面性质改变和大量人工建筑形成特殊城市气候，热岛效应和内涝风险加大，风速减小加重城市雾霾污染。城市功能高度依赖水电气热等系统，存在明显的灾害放大效应。乡村适应能力和减灾能力远低于城市，脆弱人群比例较大。不同区域和不同人群所受影响差异加剧了发展不平衡与社会矛盾。
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有哪些进展?
陈迎(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广泛合作，全球气候治理可追溯到1985年的奥地利维拉赫会议，该会议开启了气候变化的政治进程。1988年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1990年IPCC发布第一次评估报告，同年拉开了政府间气候变化谈判的帷幕。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气候公约”)，于1994年3月正式生效，共有197个缔约方，是参与最广泛的国际公约之一，奠定了世界各国通过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制度基础。
气候公约是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核心平台和主渠道。经过30多年的艰苦努力，1997年达成的《京都议定书》、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是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重要成果。2021年的格拉斯哥会议完成了《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谈判，全球气候治理转入以《巴黎协定》履约为主的新阶段。30多年来，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不断发展演化，已成为一个多主体、多层次的国际机制复合体，除政府主体外还包括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各类行为体;除公约内谈判外，还包括公约外与气候变化议题相关的各类论坛、机制、平台等，但气候公约作为全球气候治理核心平台和主渠道的地位没有改变。
目前，全球开启碳中和进程，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国际共识。《巴黎协定》确立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长期目标，即控制全球平均升温相比工业革命前不超过2℃并努力实现1.5℃，要求各国根据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提交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开辟了各方共同承诺并开展行动的全球气候治理新范式。2020年被视为碳中和元年，迄今已有130多个国家提出了碳中和目标。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实现由参与者到引领者的转变。中国是最早签署和批准气候公约的缔约方之一。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不仅“言必行、行必果”，还积极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注入新活力。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前夕，中国承诺2020年相比2005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下降40%至45%，到2018年中国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5.8%，提前超额完成任务。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承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并于2021年10月更新了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不仅提升了各项承诺的减排力度，还新增了2030年风电和光伏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以上的新目标。近年来，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迅猛，截至2022年底，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发电总装机的47.3%，首次超过煤电，其中，风电3.65亿千瓦、光伏3.93亿千瓦。风电和光伏发电量首次突破1万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3.8%。不仅如此，中国风电和光伏制造业也在全球处于主导地位，通过努力提升发电效率、降低发电成本，为在全球大规模应用、推动全球能源转型作出重要贡献。
全球气候挑战日趋严峻，凸显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面对挑战，同处一个地球，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但同时，各国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不同，也应尊重各国寻找符合自身国情的绿色发展道路。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之道是促进绿色低碳转型，背后是绿色低碳科技的支撑。在大国竞争博弈日趋激烈的新形势下，中国只有在绿色低碳领域的科技竞争中自立自强，才能引领和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迈上新台阶。
全球气候治理迈向碳中和目标的新征程不会一帆风顺，但国际合作依然是主旋律。中国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不仅将书写中国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的新篇章，还将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分享中国经验。
来源：经济日报
